当然，不轻易改变自己观点的鲁迅，在加入这个运动之前在调整自己的思路，以与新文化运动保持大致的协调，这也是他迟迟没有介入的原因。第一，从《文化偏至论》到《〈越铎〉出世辞》，鲁迅将看取西方文化与光复旧物相结合，就是“取今复古，别立新宗”，但在新文化运动中他抛弃了这一文化选择，走向彻底的西化与反传统。第二，在章太炎的影响下鲁迅的文章是越做越古奥，而文学革命是以胡适的白话文改革为起点的，鲁迅经过调整之后将反对白话文看成是现在的屠杀者，放弃了拟古的文风。第三，鲁迅在公开场合不再肯定迷信、不再将民主与个性解放对立起来。第四，在美学风格上，鲁迅为了与乐观理性的启蒙主将取同一步调，在悲剧的结尾处往往点缀些亮色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鲁迅不但与新文化运动激烈的反传统与西化倾向保持一致，而且他出山后显得比其他人更激进。他从多侧面批判中国的节烈观、伦理观和家族制度，认为中国文明就是吃人的文明，中国的历史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奴隶的循环，中国文学是“瞒和骗”的文学，说中国的国粹就是脓疮，不如割去跟别人一样的好。因此，赋予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以实质性内容并显示了文学革命实绩的，是鲁迅的小说与杂文。从发表《狂人日记》之后，鲁迅一发而不可收拾，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《孔乙己》《药》等小说。鲁迅将小说的启蒙性与正视人生的真实性、洞察历史的深刻性以及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进行了完美的融合，与当时的新诗相比，显然不是一个档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