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之，腾出手来的傅作义，开始包围这座城市，很快我军就撤出了。于是，丁克辛在张家口的这一段文学经历，也随着城市的易手而尘封起来，再也不被触及。现在，除了熟知者外，无人了解丁克辛的这段往事，甚至连他后来的去向，也少有人知悉，更不知道应该有八十多岁年纪的他，仍否健在？现在回想起这样一位被文学史淡忘的作家，那怆然若失的眼神，那无可奈何的表情，真是很伤感的。
一个有才华而不得施展的文人，不甘沉没却又只能赍志饮恨地活下去，那是多么艰难的岁月啊！
现在可以想象，这些穿着二尺半长的灰布军服，裹着绑腿登着布鞋的知识分子，随着部队进入城市，走在平坦的马路上，那种自豪感是不用说的，甭提有多少的诗情画意，涌上心头了。很显然，对那些一直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共产党、八路军来说，需要熟悉城市，熟悉工厂，熟悉工人阶级，那么，得风气之先的文化人，又是刚经过整风运动，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自然以深入到群众中去，体验新的生活，接触新的人物，寻找新的素材，创作新的作品，为当务之急了。
丁克辛到了宣化龙烟煤矿，他没有想到在那里写了他一蹶不振的作品《春夜》。前年我编《五十年短篇小说选》，选过萧也牧那篇让他一劫不复的《我们夫妇之间》，为他写“作者小传”时，知道他那时也在张家口铁路站段，当工人纠察队的队长。可以想象，当时有很多文化名流，知名作家，文工团的表演艺术家，聚集在张家口。才子风流，士女妩媚，歌声嘹亮，舞姿婀娜，可谓人杰地灵，极一时文气之盛。顺便要提一下的，康濯时任副主编的《北方文化》杂志，也是在这座城市中出版发行。现在，谁要拥有这本战火中的文学杂志，肯定是奇货可居的珍藏之物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