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代批评家们承宋、金之后，规模日大，门径渐严。有计划、有组织的著作较多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。关于散文一方面，古文的势力，仍然笼罩一切。人人竞奉韩、柳、欧、苏为规模的目标，而苏轼的影响尤大。陈秀民（字庶子，四明人，后为张士诚参军，历浙江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翰林学士）至专编《东坡文谈录》、《东坡诗话》（陈秀民《东坡文谈录》及《东坡诗话》有《学海类编》本）以扬其学。元末杨维桢为文稍逸古文家的范围，王彝便作《文妖》一篇以诋之，至骂之为狐为妖：“会稽杨维桢之文，狐也，文妖也！噫，狐之妖至于杀人之身；而文之妖往往后生小子群趋而竞习焉，其足为斯文祸，非浅小也！”明初的刘基、宋濂以及稍后的方孝孺等皆为纯正之古文家，胥守唐、宋古文家法而不敢有所变易。被称为“台阁体”的杨东里，则更模拟欧阳修，亦步亦趋，莫不效之。直到了弘治间，李梦阳出来，与何景明、徐祯卿诸人，倡言复古，非秦、汉之书不读；于是天下的风气丕然一变。唐、宋诸大家的影响，至此方才渐渐地消歇下去。诗坛的趋向，也回复到“盛唐”诸家求模范。
在古文势力的绝对控制之下，元及明初的文学批评，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见解的。但有系统的著作，却产生了不少。像陈绎曾的《文说》及《文筌》，王构的《修辞鉴衡》，杨载的《诗法家数》，范梈的《木天禁语》、《诗学禁脔》等作，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伟作，虽不曾有什么创见的批评的主张，却已不复是宋人的随笔掇拾成书的“诗话”了。也许他们都是为“浅学”者说法的，都是为了书贾的利润而编成的——元代的书籍，书贾所刊者以通俗的、求广销的书为最多。但究竟是有组织的著作；是复兴了唐人的《诗格》、《诗式》、《诗例》一类的作风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