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现代历史哲学否认语言形式和内容的区别，把历史写作和文学写作完全等同起来，显然是走向极端和误区了。澳大利亚的文舒特不无愤慨地批判说：“这无异于历史的谋杀。”[23]不过，后现代历史哲学否认历史的客观性，却没有否认历史的意义，甚至可以说，它在相当程度上复活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对历史意义的追寻。
当然，这种意义不再是线性的一以贯之的简单线索。利科指出：“历史真理的问题——不是在对已经过去的历史的真正认识的意义上，而是在历史创造者的任务的真正完成的意义上——在文明的历史运动的基本统一性问题中，找到了它的重心。”[24]怀特写作《元史学》的目的就在于，展示历史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，所回答的问题就是“历史地思考指什么”。安克斯密特关于历史表现本质的理论主旨就在于：“让我们看清楚，在历史话语与伦理和政治话语的最精细分支的交汇之处，以及它们彼此缠绕之处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”[25]
无论是“文明的基本统一性”，还是“历史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”，抑或是“伦理和政治话语的交汇”，都表现出这样的努力，即经由史学方法论的深化，培育出一般的历史认识理论，进而对历史本身做出系统的把握。由此，我们完全有理由说，后现代历史哲学是对现代历史哲学两大流派、两种理路的综合与发挥，也是对历史哲学的最初梦想以及思辨的历史哲学的高层次复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