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与西方，在上古时代，是两个相距遥远、渺不相涉的世界。不同的民族，殊异的环境，差不多在同时各创出灿烂的文化，像是中国先秦的圣哲，与希腊哲学家在作智慧竞赛，几疑两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互相对峙。如果没有几分浪漫的情怀，是很难相信其真实的。随着文化的灿烂，中西史学竞出其间。人类历史上极为珍贵的史学，不约而同的出现于世界的两端，各显神采，互有成就，其精辟处，令人心折，其歧异处，耐人深思。将两者互作比较，无异学术的探险，也有诗意的享受。[31]
作者的这一段“自白”表明：作中西史学比较，不仅要有自觉的意识，还要有“浪漫的情怀”、“学术的探险”精神，从而也可能获得“诗意的享受”。概而言之，中西史学比较研究，是一项艰难而又令人兴奋不已的事业。
作者所说的“中西古代史学”，“中国系指先秦、两汉的史学，西方系指希腊、罗马的史学”。作者研究的范围是“从史学的起源、史学原理的创获以及史学著述的成绩等方面作比较”[32]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作者在此书第一章“概论”中，提出了一些相关的理念和方法问题。第一，“世界两大系统的中西史学，是中西不同文化下的产品，相去绝远，各自独立发展两千年，不通声息。以中国方面而言，19世纪中叶以前，中国史学自辟蹊径，不受西方史学任何激荡。中国史学也未曾输入西土”。这个判断，大致是可以成立的。就前文所引伏尔泰言论来看，西方学者在19世纪中叶以前，或多或少已经了解了一些中国史学的情况并因此而受到“激荡”。第二，关于中西史学比较是否有必要的问题，西方学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：不赞成进行比较者认为，“中国史学走错了路，西方无法从中国史学得到好处”；赞成比较者认为，中西史学比较是必要的，其重要性在于这是“世界史研究的起点”。从所谓“中国史学走错了路”的说法，可见西方学者中存在着对中国史学的极其狭隘的偏见。第三，作者十分强调比较研究方法的重要性，指出：